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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流行的紫砂壶

时间:2022-11-05 21:31:54 | 浏览:3

清代宜兴陶业进入全盛时期,是紫砂壶艺术全面发展的繁荣时期,清代的紫砂壶较于明代,其制作水平可谓是在其基础上更胜一层楼。尤其是当时的乾隆时期,可以说是举国皆壶。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,全国繁荣安定,江南地区可谓是富甲天下,无论是平民劳动百姓还是皇

清代宜兴陶业进入全盛时期,是紫砂壶艺术全面发展的繁荣时期,清代的紫砂壶较于明代,其制作水平可谓是在其基础上更胜一层楼。尤其是当时的乾隆时期,可以说是举国皆壶。


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,全国繁荣安定,江南地区可谓是富甲天下,无论是平民劳动百姓还是皇室达官贵人,对于紫砂壶都是格外的喜爱。


紫砂自明代开始就作为御用茶器进入宫廷,但当时进入宫廷的紫砂都经过了“包装”处理。在这其中帝王的偏好,对于宜兴紫砂发展起到了尤为突出的影响。


▲康熙 紫砂胎珐琅五彩花卉茶壶


康熙年间,西方的传教士将欧洲的金属胎画珐琅器引入宫廷,迅速博得康熙皇帝的喜爱。康熙命造办处,在金、银、玻璃、瓷胎与紫砂胎上画珐琅,创制了「珐琅彩紫砂」,使精品紫砂较明代有了质的飞跃,珐琅彩紫砂代表了康熙紫砂制作的最高水平。


▲清康熙 紫泥彩绘花鸟图笠帽大壶


珐琅紫砂壶以花卉为主,有彩桃、月季、菊花、葵花、牡丹等,还有龙、凤、云彩图案。底款字以珐琅彩题写“康熙御制”楷书,有黄、蓝两色,蓝釉款加白釉底,式样为大方章或大圆章,均带框。作品不是单纯地停留在仿古上,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创新精神,具有技艺价值和收藏价值。


▲清康熙 宜兴胎画珐琅四季花卉方壶


紫砂胎珐琅彩的制作过程非常繁琐:由宫中造办处出样图,派专人送到宜兴烧好素胎后呈进宫廷,造办处珐琅作再根据御用画家的画稿画珐琅彩,然后用小炉窑烘烤而成。因其成功率微乎其微,精美的成品极为罕见,在紫砂壶收藏界一直是非常抢手的藏品。


▲清雍正 五彩堆泥绘礼佛壶


与父亲康熙帝华丽恢宏的审美风格不同,雍正在位期间,宫廷紫砂茶具集体呈现出一派典雅的小清新风格。壶身造型规整,沉稳端庄,制作精细,充分展现出了雍正朝宫廷紫砂器的天然泥色之美。


这一时期的宫中紫砂器即使有花纹也是本色泥绘,画面隐约凸起,有如绢画般柔滑爽利。根据清宫内务府档案记载,有一次,大臣海望将六把大小不同的宜兴紫砂壶带给雍正。雍正非常喜欢,亲自批示:“此款是甚好,找此款打造银壶几把,珐琅壶几把。” 还提出了修改意见:“其柿形壶的把子做圆些,嘴子放长。”


▲柿蒂起花扁壶 清雍正


雍正一朝,几乎所有的紫砂壶都是类似上面这样的光素器,表面装饰很少。器物本身的造型浑朴,线条简洁,突出强烈的砂料质感。在皇上审美理念的带动下,雍正一朝,即使是彩釉的紫砂茶具,釉彩本身也非常清秀雅致。


▲清雍正 宜兴窑紫砂圆壶


雍正对紫砂的理解应该说是十分超前的,重视的是紫砂泥料的材质美,而不是追求过分的装饰美。所以雍正朝的紫砂壶作品多数不入妍媚,紫砂的泥色之美得以完美地展现,表现出难得的文雅脱俗的风格。


▲清乾隆 紫泥金彩山水诗文壶


在所有的宫廷紫砂器中,乾隆时期紫砂器是最浓墨重彩的一笔。这个时期,紫砂茶具一改雍正朝质朴清雅的“文人气”,转而变得雍容奢华、熠熠生辉,一派皇家贵族之气尽显。


乾隆不惜工本,为紫砂茶具的工艺改良投入了大量经费,创造了更加繁难复杂的紫砂装饰工艺,泥绘、描金、上漆、彩画、刻、剔等工艺,集诗、书、画、印为一体, 紫砂表面多以御题诗作和乾隆喜欢的江南园林作装饰,诗句内容也多为他对茶的有感而发,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。


▲清乾隆 御制紫砂描金山水诗文圆壶


这时期的御用器开始向宜兴,大量定烧紫砂茶具,或招募制壶名匠到宫内制壶,如杨继元、杨友兰、邵基祖、邵玉亭等。与雍正时不同,要书刻乾隆帝王的款识。


在这里我们特别要说下乾隆时期的泥绘。这时期的紫砂泥绘技法以臻完善,但在乾隆以后,基本失传。乾隆帝按照自己的品茗风格与要求,还特别制作了一批紫砂茶器,主要是堆绘烹茶图、书刻御题诗的茶壶与茶叶罐。


乾隆御题诗烹茶图茗壶有五种形制:筒形、六方筒形、深腹阔底形、扁圆形、圆形,大多成双成对。一面堆绘烹茶图或松树山石图,另一面隶书乾隆御题诗。壶身采用本色泥料堆绘技法,泥浆的稀稠必须研磨恰到好处,磨稀了图案流散没有立体感,稠了无法运笔,细部描绘不能完成,难度很大。


▲紫砂御题诗烹茶图壶 清乾隆


乾隆时期,彩漆与砂胎的粘合问题,被完全解决,漆皮与胎体结合紧密,浑然一体,经数百年的光阴,依旧金碧辉煌。


这些包漆描金彩绘紫砂器,造型朴拙浑厚、彩绘华丽,极为吸睛。


▲紫砂绿地描金瓜棱壶 清乾隆


绿地描金瓜棱壶藏有一对,原存放于皇帝的寝宫养心殿内,是乾隆皇帝喜爱的御用紫砂精品。


清乾隆以后,国力日衰,宜兴窑宫廷紫砂的制作大不如前,简单实用替代了精美典雅的风格,但仍然保持着不同于民间紫砂的特殊地位。


▲“行有恒堂”刻款宜兴紫砂诗句壶 清道光


嘉庆、道光、咸丰时期,壶形偏小,以扁圆、提梁、圆形刻花者居多,此时名家款壶较多地进入宫廷,以弥补皇家使用的不足。道光、咸丰年带有“行有恒堂”款的紫砂茗壶都是由朝廷统一设计,统一出样,派人到宜兴专门定制的。


▲愙斋款俞国良制段泥诗文传炉壶


同治、光绪时期带款的器物较多地带有“客斋”款,喜作各种秀巧的形制,变换各种不同的泥色。“客斋”是金石家吴大澂的号,他与当时的制壶名手俞国良、黄玉麟合作,选出精品进呈宫廷。


▲清宣统 “匋斋”石铫提梁壶


▲宝华庵·端方定制款


光绪朝年款的器物未见,但宣统年款的茗壶不少,这是酷爱紫砂艺术的端方于宣统年出任大臣之时亲自指导设计的,底款均为单长方框内竖排篆书款“宣统元年正月元日”,盖内均钤两方椭圆形篆书印章,气孔左边为“匋斋”,气孔右边为“宝华庵制”。“匋斋”是端方的字,“宝华庵”是他的堂号。这批小型茶壶质光色美,光素无纹,突出砂质泥色的天然肌理,此为清末制作的最后一批带有帝王年号款的紫砂茗壶。


清前期紫砂业的繁荣,从文人的视角来看,正如乾隆年间名士阮葵生的评价:“近时宜兴砂壶,复加饶州之鎏,光彩射人,却失本来面目。”(阮葵生:《茗具》,《茶余客话》卷二十,中华书局,1959年版)嘉道时期的吴骞更是不无感慨:“阳羡磁壶,自明季始盛,上者与金玉等价。百余年来,名工既尽,时工所制,率粗率不堪,或涂以黄丹,无一可入清玩者。”(吴骞:《桃溪客语》卷三,商务印书馆,1939年版)文人对清初紫砂陶评价之低,原因在于,嗜好紫砂陶的文人都知道,茗壶以保存本身色泽之美者为上乘,掺杂颜料于全泥者为中乘,制后抹釉以文饰外观者为下乘。


可见,康雍乾时期盛世紫砂的繁荣对求真、求古、求雅的文人而言,只是紫砂器数量的激增和工艺的繁荣,它没有体现文人的理想意境追求和士大夫的审美风格,未使紫砂的文人艺术品位得以充分展现。


清代中期,国势日下,官窑瓷业已是一落千丈,更遑论紫砂陶业。但就是在这紫砂陶业衰落时期,在众多紫砂艺匠和文人的积参与下,产生了一批深受文人趣味风格影响的茗壶茶具、文房用具和清供雅玩。其中一些文人紫砂的还在清中后期流入宫廷,得到了宫廷的承认,成为御用紫砂衰落后宫廷紫砂制器的有力补充。


▲清中期 杨彭年制、陈曼生刻香蘅款段泥粉紫泥百衲壶


嘉庆、道光年间,文人参与制壶,是紫砂壶艺突出的时代特征。虽则前代已有,但唯此时期独盛, 而且成为紫砂壶艺的主流,给予壶艺发展以极大 的推进。首创者为嘉庆时溧阳知县陈曼生,后继 者有瞿应绍、邓奎、朱坚、乔重禧等一批文人。这类紫砂茗壶的壶底部、壶盖内、壶身上常留下 定制者、制作者及刻书画铭文装饰者的名款。


清道光•瞿子冶刻吉安制月壶款紫泥调砂石瓢壶


清晚期的梅调鼎可谓是继陈曼生之后文人紫砂壶第一人,他在紫砂壶铭文与壶铭书法两方面所达到的审美文化高度,至今还没有人能同时逾越,极大的丰富了紫砂文化的内涵,滋润了世世代代的紫砂艺人和广大的壶友。


▲清晚期 梅调鼎铭 何心舟制 南瓜壶


清光绪 王东石制徐三庚铭玉成窑「边鼓」壶


早在明朝末年,葡萄牙的东印度公司就大量贩运中国茶叶到西欧,同时少量的紫砂器传到了荷兰,引起了欧洲人的强烈兴趣,他们称之为“红色瓷器”,“朱泥器”。1840年鸦片战争后,西方古董商人纷纷来我国搜罗文物,紫砂器也在其中,于是很多紫砂艺人纷纷生产仿古器形,工艺水平虽不如从前,却在国外扩大了市场。紫砂在欧洲各国的名字叫YIXING,也就是宜兴的音译。紫砂壶到了欧洲,最初确实是被当作高档茶具使用的,但是渐渐地脱离了实用,而变成一种陈设品,以其独特的“中国品位”在橱柜上占有一席之地。


▲邵天其 清康熙 荆溪天其款外销朱泥小壶


据陈椽《茶业通史》记载:“富尔罕(Fulham)陶工知威特(John Dwight)模仿我国宜兴瓷的高火红色茶壶,造出英国最早的茶壶。”德国人也有仿制。1709年3月28日的一个纪念仪式中,德国人波格向其皇帝奥古斯塔斯大帝宣布了六项重要发明,其中包括仿宜兴的“红色瓷器”。在第二年春天的莱比锡博览会中,波格首次公开展示其伟大发明,当地报章中一段报道说:“有以下数类器皿出售,第一类是各式餐具,如壶、茶杯……一些作品泥色呈暗红色及鲜红,有些胎质坚硬而富于光泽,打磨工细,可与宝石相比……第五类是比较便宜的器具,有点像东印度的陶器(即宜兴陶器),独特含蓄的外形却自成一格,看来比较像红蜡而不像泥,而且特别坚固耐用,如果加以修饰及打磨,直可媲美东印度陶器。”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,当时欧洲荷兰、德国、英国仿制宜兴紫砂壶的水平还是很高的。


▲清光绪 外销铜提梁紫砂壶


清初煎茶道的形成期开始,宜兴紫砂壶就源源不断地输入日本了。《(江苏)陶瓷工业志·特种工艺陶瓷·陶艺名人选录》中记载道:“陈文伯、陈文居兄弟俩,清雍正至乾隆年间人.文伯号寄石山房等所制紫砂花盆,畅销日本,久而不衰.”虽然此处所记录的是紫砂花盆,但据此可以肯定地说,在雍正、乾隆年间紫砂壶出口日本当不在少数.


清人寂园叟在《陶雅》一书中也记录说:“葛明祥乃乾嘉时人,欧(子明)葛瓷釉色略相似,在灰墨蓝绿之间,厂人鄙之,以为溺壶色.日本人美之以为海鼠色且谓四时花光皆与之相宜.日本人重泥,均以有纹者贱,细如鱼子者为下,盖纹片细碎乃阳羡砂之上釉者,欧氏之所仿也,要不得以广窑目之.”这些记录都可以看出日本人对宜兴陶器的推崇.


光绪四年,紫砂陶艺家金士恒受邀访问常滑,传授技艺与陶刻技法。在日本被誉为陶业祖师,备受日本人的尊敬。


▲金士恒 嵌盖柱钮折肩巨轮


纵观整个清代,宜兴陶业进一步繁荣,与这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。宜兴陶业中的手工业工场,大致形成于十九世纪的后半期。那时,宜兴出现了一批新兴“窑户”。每年能独资烧出 30--40窑的陶器,同时还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,用地租收来补充陶业的奖金。他们的经营方式多为独资或由一个家庭经营,雇用四、五十名以至上百名工人,由“帐房先生”管理日常事务,“大长头”(窑户所信任的 熟练工人)负责工场的劳动安排。在产品的销售方面,则已出现了中间剥削的“牙行”。“牙行”分作“正货行”(又名“印只行”)和“资货行”(又名“号货行”或“炉头行”)两种,前者经营的品种多,资金足,由大窑户自行开设或由外埠陶瓷商店前来产区开设,后者不设门面,很少资金,专门代客买卖,负责中小窑户和小业主的资品陶瓷。“正货行”多在淡季收购囤积,旺季向外推销,或代客买卖,以获得高额利润和“行佣” ;“次货行”则买空卖空,以剥削小窑户和小业主,并加速了后者的破产。


清代晚期,宜兴陶业工人的内部分工,也随着手工业工场的形成而愈来愈细。如泥料的采掘、加工以及釉料的制作,就分作三个工种。随着分工的细密出现了多种行会,各自都有行规,不能随便逾越。


随着陶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和销售地区的扩大,宜兴陶业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,又向商业资本方面发展。纷纷在上海和苏浙皖各大码头开行设店,甚至到国外开设陶瓷商店。其中最早的是太平天国以前就开设在上海的“鲍鼎泰”和“鲍生泰”两家陶器店。其后于1816–1911年间在上海、苏南和杭嘉湖地区开设的陶瓷商店就达十家。二十世纪初,丁山鲍、陈两姓大窑户合资在新加坡开“鼎生福”陶瓷店,直接销售主要为橡胶业服务的洋坛、大龙缸和大腰元等贮存生橡胶的陶器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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